车抵贷赛道“逆势狂奔”：消金、平台与银行的2025转型之战

文|文心

2025年，助贷行业上演了一场迅猛的资产大迁徙。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场上提供车抵贷服务的 APP 已超千个，从互联网巨头、银行、金融科技公司乃至区域性小机构纷纷入局，所有人似乎都涌向了同一条赛道。

随着居民用车保有量突破 3.5 亿辆，以及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应急资金需求增加，车抵贷凭借 “押证不押车”“放款快” 的优势，成为消费金融领域的新蓝海。数据显示，2024 年车抵贷市场规模突破 5000 亿元，预计 2025 年将进一步增长至 6800 亿元，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各类玩家争相布局，而 APP 作为线上获客的核心载体，自然成为必争之地。

这并非简单的业务扩张，而是一场由严监管触发的、波及整个消费金融行业的生存之战。曾被贴上“高息”“高风险”标签的互联网助贷行业，在“史上最严”新规的驱动下，正集体调转船头，驶向拥有实体车辆作为“安全垫”的车抵贷风口。表面看是一次被动的业务转型，实则是一场特定发展阶段的、涉及复杂规则博弈与风险重组的战争。

1.新规“熔断”高息业务

2025年10月正式落地的助贷新规，如同一道精确制导的“熔断指令”，彻底切断了行业过去赖以生存的命脉。新规不仅要求所有贷款的综合年化成本必须清晰展示并严格控制在24%以内，更通过穿透式监管，将担保费、服务费等所有隐性成本统统纳入计算。这意味着，过去许多助贷平台通过“24%基础利率+10%以上担保费”来覆盖高风险客群的玩法被彻底终结。

大量专注于24%—36%利率区间的助贷平台，其合作资金被银行迅速切断或大幅收紧。一位助贷平台人士透露，相关高利率产品的资金“相当紧张”，部分合作银行直接拒批。行业迅速进入残酷的洗牌期，大量腰部及以下机构业务剧烈收缩，部分缩量超过50%，甚至直接出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整个行业都在急切地寻找一个既能满足严苛合规要求，又能承载巨大业务体量的新方向。

车抵贷，几乎是当时唯一符合条件的答案。它具备几个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是有抵押物，车辆作为实体资产，提供了信用贷款无法比拟的风险缓冲；二是额度大、期限长，单笔金额数万至百万，期限可达3—5年，能迅速帮助机构稳住资产规模和久期；三是操作模式成熟，“押证不押车”的主流模式兼顾了车主用车需求和金融机构风控管理。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集体转型就此爆发。

2.流量平台、持牌消金与银行的战场

涌入车抵贷赛道的玩家，根据其资源禀赋，迅速分化出不同的角色和打法，形成了“流量方、资金方、风险承接方”多层嵌套的新生态。

第一类是掌握流量入口的互联网平台。它们不直接放贷，而是作为“金融超市”或精准分发器，将海量用户导向合适的资金方。其入局极具代表性，也彻底改变了行业的获客模式。支付宝则推出了官方车抵贷产品“星选车贷”，凭借其国民级应用的流量优势，为合作金融机构导流。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利用其强大的算法推荐能力，开展信贷广告导流业务，成为车抵贷重要的线上流量来源之一。

携程旗下“车主贷”产品，明面上由“天津趣拿互金”运营，背后实际连接着新网银行、华瑞银行、易鑫等多类资金方，是典型的平台聚合模式。

哈啰出行作为垂直出行场景的代表，其“哈啰普惠”能精准触达有车的车主客群，实现场景流量变现。

第二类是充当核心资金方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银行。它们是这场迁徙的“发动机”，但策略各不相同。消金公司（如招联、中邮消金） 成为承接资产的中坚力量。由于部分民营银行受异地展业限制，大量车主贷业务通过联合贷或纯导流模式，分流给了这些可在全国展业的消金公司。它们反应迅速，成为2025年车抵贷增量市场的主要推手。民营银行（如新网银行） 则更为激进。新网银行凭借其互联网基因，构建了“线下渠道+线上平台”的多层次助贷网络，车抵贷余额在2024-2025年间已达百亿级别。尽管其早年曾因合作方“美利车金融”暴雷而经历合规阵痛，但转型后依然是市场重要玩家。商业银行（如平安银行） 作为行业“老大哥”，凭借资金成本优势和线下网点，继续稳守市场，但更多是与头部平台合作，风险偏好相对保守。

第三类是线下执行层的中小机构与担保公司。它们往往隐藏在链条末端，却是风险的实际接触点。为了快速做大规模，头部平台或担保公司常将获客、面审、抵押办理等环节层层转包给地方性机构。这些末端机构可能并不持牌，却实际承担了贷前风控和贷后兜底的承诺，形成了一个“大平台导流+中小机构承贷”的产业链分工。

3.模式变形

2025年的车抵贷市场，绝非一个简单的增量市场崛起。巨大的资产需求和风险被迫向一个“监管洼地”和“次级客群”进行系统性转移。新的风险模式其核心矛盾在于 “风险的转移”大于“风险的消除”。

当前主流的“担保增信模式”已出现异化。许多资金方（尤其是银行）实质上扮演了“资金通道”的角色，收取固定的利差，而将实质性的信用风险通过担保合同完全转移给合作的融资担保公司。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很多资金方只是“露出品牌做业务”，底层资产风险早已转嫁出去。

更大的隐患在于风险的“隔层转包”。一家持牌担保公司从资金方承接业务后，可能再次分包给无担保牌照的下游助贷公司或代理商，并由后者承诺最终兜底。这就形成了一条脆弱的传导链条，无牌末端机构→助贷平台/一级担保公司→持牌担保公司→资金方。资金方以为的风险防火墙是持牌担保公司，但真正的风险承压阀，却是链条末端那个资本薄弱、风控能力未知的小型机构。这种结构使得风险难以被穿透识别和有效管理。

为了冲量，部分机构不惜放松风控标准，出现贷款额度超过车辆评估价值120%的激进案例，使抵押物“安全垫”名存实亡。同时，业务的长期性（3—5年）与机构短期业绩考核之间严重的期限错配，催生了“先把今年业务目标完成，再去说明年风险”的普遍心态。

2025年的车抵贷狂热，是中国金融科技行业在强监管环境下一次应激性的集体转型。它看似理性——所有玩家都奔向有抵押的“安全资产”；却也充满非理性——在争夺中扭曲了模式，层层嵌套埋下了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