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民营银行

来源：BRI金融观察

2026年7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依法对武汉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期限一年，并由汉口银行承接其相关资产负债。就单一机构而言，这是一次常规的风险处置安排；但就行业演进而言，这是自2014年首批民营银行试点落地以来，全国首例被正式接管的民营银行。

    众邦银行是全国第11家民营银行，2017年5月开业，由卓尔控股、当代集团等六家民营企业联合发起，以"互联网交易银行"为定位，在助贷业务的推动下一度冲上千亿资产规模。从快速扩张到风险暴露，其发展轨迹为我们观察民营银行群体的整体处境，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样本。

    复盘来看，众邦银行的风险并非孤立的、偶发的经营失误，而是若干结构性因素长期累积、相互交织的集中释放。从股东层面看，第二大股东当代集团于2024年9月进入重整程序，第四大股东钰龙集团所持股权多次被冻结、拍卖，主发起人卓尔控股亦面临流动性压力，支持银行持续发展的能力有限；从业务层面看，其高度依赖的互联网助贷模式在监管规范与资产质量承压的双重约束下难以维系，不良贷款率持续上行。股东风险、业务风险与治理风险叠加共振，最终演化为严重信用风险。

    另一个视角，这一案例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对整个民营银行群体的镜鉴意义。走过十一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民营银行，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发展模式与风险边界的关键节点。

    一、民营银行发展回望：从政策破冰到行业分化

    民营银行的设立，是彼时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长期以来，受制于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化退出机制的缺位，监管部门对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持审慎态度。2010年之后，随着相关制度逐步健全、准入条件持续改善，2014年首批试点正式落地，微众、网商、前海、金城、华瑞五家银行破冰，此后有序扩容，至今已有19家民营银行开业，分布于6个省市。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直接体现为规模的快速扩张。19家民营银行总资产从2018年末的6,374亿元持续增长，2024年末已达21,459亿元（占银行业资产比重不足0.5%），年均复合增速约为22%；2025年行业净利润合计198.60亿元，较2018年的45亿元增长逾四倍。这一阶段的高速扩张，为观察这一群体的整体定位与价值提供了初步依据——民营银行普遍具有较强的数字化基因，微众、网商等头部机构采取纯线上模式，在金融科技应用和长尾客户覆盖上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化优势；多数机构坚守普惠金融和小微企业定位，成为多层次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客观上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受行业整体环境影响，近年来，民营银行整体增速已明显放缓——2025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78%，远低于前期水平，净息差也从2024年末的4.11%降至2025年末的3.83%（仍显著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行业整体水平1.42%），不良贷款率为1.68%（仍在可控范围）。

    在行业由高速扩张转入低速平稳阶段的同时，群体内部分化日趋明显，是民营银行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截至2025年末，微众银行（资产7,663亿元）与网商银行（5,046亿元）两家合计资产已超过其余17家之和，占比超过50%；利润集中程度更为突出——微众银行2025年净利润110.12亿元，单家占全行业198.60亿元的55.4%；两家头部机构合计净利润143.05亿元，占全行业的72%。头部机构依托股东的场景生态与技术积累实现快速成长，多数中小民营银行则受制于场景、资本与品牌的多重约束，发展空间相对有限。

    这一分化并非偶然：民营银行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股东能否提供差异化的禀赋支撑——包括流量、场景与产业生态，而不仅仅是持续的资本金注入。当股东既难以持续补充资本，又无法在业务层面形成有效赋能，甚至自身演变为风险来源时，部分机构的经营稳健性便面临严峻考验。众邦银行的情况，正是这一分化逻辑下的一个极端样本。

    二、三重约束：民营银行面临的挑战

    邦银行虽为个案，但其暴露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从行业整体看，当前民营银行主要面临三重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约束。

    其一，资本补充受限。这是制约民营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民营银行设立初期业务扩张较快，规模的快速增长必然伴随资本的加速消耗。截至2025年末，19家民营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2.55%，较2024年末（12.24%）小幅回升，但仍低于同期商业银行整体15.46%的水平；2022年末均值为13.46%，呈现出整体偏低且波动的特征。2025年上半年一度降至12.04%，为近年低点，下半年有所修复。

    资本充足水平偏低背后，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民营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相对狭窄：内源性补充依赖利润留存，受盈利能力制约；外源性补充则受到多重限制——受股东范围所限，优先股的合格投资者基础较为薄弱；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则对发行人主体评级有较高要求，加之监管政策偏谨慎，截至目前为止，只有网商银行成功发行过两期永续债。资本约束趋紧的情况下，民营银行业务发展与风险抵御能力受到了较为明显的制约。

    其二，业务模式同质化。受业务资质和网点数量限制，民营银行普遍以存贷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盈利结构相对单一，理财、代销等中间业务资质获取相对滞后，难以构建多元化的收入体系。更值得关注的是发展定位的趋同——在缺乏差异化场景支撑的情况下，部分民营银行较为集中地转向互联网助贷业务。这类模式在信用扩张周期中表现良好，但在经济下行、借款人偿债能力承压时，其顺周期性和脆弱性便会显现。众邦银行不良率持续上行并最终演变为严重信用风险，可能与其过度依赖此类模式存在直接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中，民营银行面临的净息差挑战相当突出：行业整体从2024年末的4.11%降至3.83%，较2023年末下行约28个基点，降幅明显高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等群体；部分尾部机构净息差更早已滑入不可持续区间，盈利隐患较为突出。2025年以来，多家民营银行已陆续下调存款挂牌利率以应对息差收窄压力。

    其三，公司治理与股东风险的传导约束。这是民营银行最具特殊性的风险维度。民营银行的股东多为民营企业，其自身抗周期能力相对有限。一旦股东出现债务危机——如当代集团重整、钰龙集团股权被冻结、卓尔控股流动性承压——不仅难以为银行补充资本，还可能通过关联交易、股权质押以及声誉风险传导等渠道，对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三重约束彼此嵌套、相互强化：资本约束诱发规模冲动，规模冲动加剧模式同质化，治理缺陷则放大了整个链条的脆弱性。三者共同构成了民营银行风险积累的内在机理。

    三、股权结构调整：市场化风险化解的探索

    在前述资本约束、业务同质化与公司治理风险三重压力交织之下，单一机构依靠内生修复实现出清的难度显著上升，行业层面开始更多借助外部力量推进风险化解与结构重塑。其中，股权结构的调整正逐渐成为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化路径。

    近年来，民营银行的股权结构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新特征：一是股东结构由相对集中走向多元，引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重；二是具有国资背景的股东逐步进入并在部分机构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三是原始发起股东持股比例趋于优化，部分高风险股东有序退出。2024年以来，这一趋势尤为明显：裕民银行引入南昌金控持股30%，成为首家引入国资大股东的民营银行；新安银行随后引入合肥兴泰金控持股30%；众邦银行则在风险处置过程中，由地方国资背景的汉口银行承接其资产负债，体现出风险化解中的“准重组”特征。

    这一轮股权调整具有较为清晰的现实逻辑。首先，在股东风险已对银行形成反向传导的情况下，引入新的股东有助于打破原有的风险闭环，分散股权集中度，降低单一股东风险对银行经营的冲击。其次，具备产业资源或金融经验的新股东，能够在场景、客户与风控能力等方面为银行提供增量赋能，从而缓解业务模式同质化问题。再次，国资背景股东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对机构信用的预期稳定性，有助于改善负债端稳定性并提升外部融资能力。

    但需要看到，股权结构调整本身并非“万能解药”。若仅停留在股东更替层面，而未同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风险偏好约束与业务模式转型，仍可能陷入“结构优化而能力未变”的困境。尤其是在资本补充约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新股东能否持续提供资本支持、是否具备长期战略协同，仍将直接影响改革效果。

    从更长周期看，这一轮股权结构的重塑，实质上是民营银行从“准入驱动”走向“存量优化”的重要标志。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更具稳定性与协同性的股东，实现风险的有序出清与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助于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导向转向质量与治理导向。这既是对前期粗放增长模式的纠偏，也为后续差异化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四、破局之道：制度完善与机构转型协同推进

    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民营银行的高质量发展，不在于回避风险，而在于以更审慎、更成熟的方式识别风险、管理风险、化解风险。这需要监管政策与机构自身两个层面的协同推进。

    从监管层面看，重点在于优化制度供给、拓宽发展空间。一是完善差异化监管安排，适度简化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优化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相关的风险权重计量规则，切实降低机构负担。二是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优化增资扩股政策，允许民营银行在满足资质要求的前提下，更便利地使用各种资本补充工具，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度扩大合格股东范围，引导多元化资本有序进入。三是稳步放开业务资质限制，参照成熟商业银行给予相应的业务许可，为其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同时在审慎评估基础上，推进业务试点，帮助其弥补线下渠道的先天不足。总体而言，监管的取向应从早期的严格准入，逐步转向常态化的审慎监管与风险监测，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为专注实业、稳健经营的机构留出合理的成长空间。

    从机构层面看，关键在于摆脱规模导向、回归价值本源。其一，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发挥机制灵活、决策高效的比较优势，走特色化、精细化道路，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资本节约型业务。其二，夯实存款客户基础，加快自营渠道建设，降低对高息揽储和第三方平台的过度依赖。其三，深化数字化转型，通过开放银行等模式有效嵌入多元场景，切实提升服务长尾客户的能力，而非将核心风控职能简单外包。其四，健全全面风险管理，拓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转让等处置渠道，同时高度重视数字化业务的网络安全、数据合规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其五，也是最为根本的一条——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股东资质与履约能力的动态评估，健全关联交易防火墙机制，切实阻断股东风险向银行的传导。

    众邦银行被接管，对民营银行行业而言，是一次具有警示意义的风险处置实践。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依靠资本冲动、规模扩张和监管套利的粗放增长路径已难以为继，而更加注重风险定价、治理规范与差异化竞争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开启。

    对民营银行的发展前景，仍不宜过度悲观。站在当前的节点上，行业分化仍将延续。对股东实力较弱、模式相对单一、治理有待规范的机构而言，需正视兼并重组乃至市场化退出的可能；而对真正扎根实业、深耕科技、恪守治理底线的机构而言，这恰恰是优化结构、轻装前行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