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全部切掉，也不能任其泛滥”：消金边界和助贷角色之辩

出品｜WEMONEY研究室

文｜林见微 编｜刘双霞

11月3日，行业内一场围绕“消费金融的边界之辩”的圆桌讨论在北京展开。小米消费金融党委书记、总裁曹子玮，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蚂蚁集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唐伟城，以及参会的人民银行代表同台讨论，论坛由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部负责人胡煦主持。

这场讨论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背景。2026年三季度末，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消费性贷款余额20.69万亿元，同比下降2.8%，前三季度减少4736亿元。总量收缩之外，信用卡不良率抬头、头部消金机构主动缩表，行业从“跑马圈地”进入“精耕细作”已是无可回避的背景。

01“救急不救穷”：把“急”与“穷”分开，是对借款人最大的负责

供给不再稀缺，需求更加审慎。据行业研究机构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8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四成以上。外卖员、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收入波动大，但短期周转的资金需求真实存在。

服务谁、服务到哪一步、由谁来服务、风险怎么防?

作为消金机构人士，曹子玮给出了三条边界。第一，这个群体并不统一，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各不相同，库区山区的农民又是另一类，不能当作同质群体对待。第二，商业可持续与负责任金融必须同时成立，“既不可暴利，也不可一直亏着做”。第三，金融本身就是经营风险，要“取大家之有余，补缺之不足”。

他用秦琼卖马作比:“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无论多高的利息都会有人借，因为借不到钱。”在他看来，把普惠金融从地下钱庄和熟人社会拉到台面上，是普通老百姓最大的福音。

刘晓春以“佛法无边，佛度有缘人”回应。普惠金融的出发点是希望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但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借款人有没有能力走出困境。信贷的边界不在于借款人有没有资金需求，而在于有没有还款能力——没有还款能力的需求是无效需求。

他对技术的定位尤其克制:“技术可以降低触达成本，但不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道德水平，只能帮助评估借款人的风险，不能提高借款人的信用水平。”越过边界的贷款，会形成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会让借款人失信，把个人悲剧变成家庭悲剧、社会问题——“好事突破边界是更大的恶”。

唐伟城把这条线概括为“救急不救穷”:急是短期流动性波动，穷是长期收入不足，后者再用消费信贷只会放大未来的困难。难点在于两种状态会动态变化，而AI的交互能力正在提供新的分辨手段——花呗上线的“小红花”功能，允许网约车司机上传平台评价、外卖员提供接单量等非结构化数据，补上传统银行流水缺失的那一块。他还提到“新310服务”:360度感知客户、一对一专家服务、零延时实时交互，“不能只是快，而是要更加综合地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还款能力，并相应地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三位嘉宾的切口不同:一位从客群分层切入，一位从信贷伦理切入，一位从技术可行切入——但落点一致:能不能还得上，是消费金融唯一站得住的边界。

02 助贷不是原罪：工具无善恶，边界在理解客户的深度

边界要画准，先得看得清。助贷在这一轮分工中的角色，是讨论的一个焦点。

曹子玮认为，助贷是信贷数字化分工的必然产物。中小银行难以掌握消费者的行为数据，而互联网购物平台从购物种类、价位、频次、品牌、付款方式、购买时间，到收货小区的档次，能够相对准确地勾画出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与社会阶层。“助贷平台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是信贷数字化分工非常重要的体现。”但他同时强调，并非什么人和平台都能做助贷，它一样要具备金融的资质，“不能全部切掉，也不能任其泛滥”。

唐伟城则表示，助贷的实质是场景与金融机构的互补合作。场景最了解真实的消费者需求，金融机构最懂还款能力评估，两者结合，才能既找到有真实需求的人，又判断这个消费是否合理、是否超出这个人的承受能力。

他引用了一组数据: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显示，中国尾部40%收入人群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比例，从2014年的9.1%升至2021年的30.6%，提升了21.5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中国互联网助贷模式快速发展的时期。

场景还在迁移。从早年4S店代办车贷、商超里办信用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各类APP，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AI助手，“助贷的形态会沿着场景走”。唐伟城也把话说得很直白:没有真实消费场景的助贷机构，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

刘晓春用“行长要不要秘书”来解释中介的合理性:不是银行做不了，而是银行比较下来自己做不划算。“有中介是正常的，上一环需要中介，不是因为自己不会，而是经过比较以后，把时间花在自己该干的事情上效率更高。”

刘晓春指出，近十年消费信贷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和中小农商行，而这些银行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重十年间仍在20%出头，基础客户群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消费信贷风险高的，恰恰是这些银行和这些银行的助贷业务。”相比之下，招商银行储蓄存款占总存款比重接近50%，十年来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贷款不良率也更低，原因在于它真正看得见客户的存款与交易，“真正能把握他的还款能力”。

监管也在把这条分水岭划清楚。2025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施行:银行总行要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并对外披露，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合作;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增信服务费必须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单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不得突破年利率24%的司法保护上限。名单制与24%红线之下，无资质、风控弱、靠“双融担”“捆绑会员费”做高成本的平台被加速出清，行业集中度与合规度同步提升。

名单制和24%红线，解决了“谁来做”和“做多贵”两个问题，却都绕开了第三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人，到底该不该借。而这恰恰是技术最难替代的部分:它取决于机构对客户的理解深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套助贷工具，在不同机构手里会走出两条曲线。

03 边界不是一堵墙：逆周期调节，让普惠更有韧性

边界画好了，还得会调。参会的人民银行代表把讨论从“技术识别”推向了“宏观校准”。

他提出，消费贷需要逆周期调节:越是经济下行、就业不充分，救急的需求越旺，而风险也越高。2025年4月发布、10月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助贷新规，客观上也是基于还款能力的边界收缩，“没有错，但它是顺周期的”。财政贴息、央行服务消费再贷款，都是风险补偿的尝试。他进一步建议，在普惠金融领域引入宏观审慎的逆周期参数——“经济扩张时往下调一些，经济收缩时往上调一些”。

这套思路，政策层面已有具体落点。2026年1月20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被纳入支持范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取消消费领域限制，同时取消单笔500元、单户单机构累计1000元的贴息上限。目前多家银行消费贷利率在3%—3.2%之间，贴息1个百分点后，借款人实际承担的成本有望进入“2字头”。这不是放宽边界，而是在边界之内替借款人分担一部分成本，把“能还”变成“更从容地还”，逆周期调节的要义，正在于此。

但也要看到，金融能做的始终有限。技术可以更早地“看见”风险，却无法凭空“制造”还款能力;边界最终不取决于模型，而取决于就业与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技术识别”之外，还需要财政贴息、再贷款、宏观审慎参数这些更慢、但更根本的工具，前者决定谁被拒绝，后者决定多少人不必被拒绝。

与此同时，监管与政策还要在两难中求平衡:一方面，扩大金融覆盖面是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普惠领域的风险也在上升。监管政策出台时要拿捏好两者的关系:边界过宽，会放大风险;不闻不问、任其越过还款能力扩张，同样是在积累风险。

讨论结束时，胡煦用一句话概括全场:“普惠金融无边，但消费金融只度有缘人。”

诚然，边界必须存在，但它不该是一堵僵硬的墙。它由还款能力划定，由技术辅助识别，由监管与宏观政策动态校准:向上，让真正“救急”的人被看见、被服务得有尊严;向下，让越过能力边界的扩张被及时拦住。

当行业从“跑马圈地”转入“精耕细作”,找准“有缘人”就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种能力。把边界画清楚,普惠才能走得更远。

诚然，边界必须存在，但它不该是一堵僵硬的墙。它由还款能力划定，由技术辅助识别，由监管与宏观政策动态校准：向上，让真正“救急”的人被看见、被服务得有尊严；向下，让越过能力边界的扩张被及时拦住。

当行业从“跑马圈地”转入“精耕细作”，找准“有缘人”就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种能力。把边界画清楚，普惠才能走得更远。